【连载】陈雨露：金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偏离金融规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大金融论纲》（3）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金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偏离金融规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节介绍了损耗性金融、依附性金融、泡沫化金融等偏离金融发展规律的做法和现象对经济的害处，强调了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以下为节选内容：
金融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良好的金融模式必须以遵循规律为基本前提，任何偏离金融发展一般规律的做法不仅是难以持续的，而且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极为有害。
根据“大金融”命题，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体系内部必须是结构健全和功能稳定的，否则金融体系会通过自身的“溢出效应”（负外部性）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是金融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最终载体，任何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的金融模式都注定会以崩溃收场。
从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来看，以下几种金融模式具有典型的不可持续性：一是以16世纪西班牙为代表的“耗损型金融”，这种金融模式将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购买或者社会消费，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二是以20世纪日本为代表的“依附性金融”，这种金融模式使得金融的发展长期沦为产业资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并最终在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链条中失去了活力；三是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导致的“泡沫化金融”，从早期的荷兰到后来的英美等国，这种金融模式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得到确认。
（1）耗损型金融
所谓“耗损型金融”，是指金融资本主要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浪费在过度的政府购买和消费上。在这种模式下，由于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和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得净金融资本的拥有国很难将金融优势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优势。曾经在这一模式下存在的典型国家是16-17世纪的西班牙。
16世纪初期，最先移民新大陆的是西班牙。通过在殖民地进行残酷的杀戮和掠夺，西班牙获得了大量金银。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新大陆运回246000公斤白 42 35598 42 14988 0 0 5022 0 0:00:07 0:00:02 0:00:05 5022银、5500公斤黄金，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金银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3%（陈雨露，2009）。然而，虽然西班牙在16世纪初的五六十年里发展得很快，但到了l6世纪中后期就逐渐衰落了。很多评论家将西班牙的崛起称为“昙花一现”，事实上，西班牙重新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已经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呢？
从金融的角度而言，西班牙作为一个海上霸权国家，并没有把从殖民地获取的财富投入实际生产，不仅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制造业也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相反，大量的金银主要被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供养政府的高额开支和规模庞大的军队（例如当时的西班牙就拥有欧洲最强的陆军，最大规模和最强的海军），这一方面使得通过国家强制力量来维持世界霸权的方式得以暂时为继，但也在长期中造成了国家财力的衰竭——在l6世纪初西班牙就发生了很多的皇室破产，到17世纪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二是从殖民地获取的大量财富流入国内后，王朝贵族开始追求奢侈生活，同时造成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散习惯，财富并未被本国工农商业所吸收，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由于缺乏生产能力，殖民地市场很快被英法等国商品占领。
据统计，在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拿到的白银是1860吨，黄金是200吨。然而，这些钱并没有用于支持产业发展。财富仅仅只是财富，并没有转化为金融资本和现实的生产力。由于本土经济却毫无起色，加之地租和工资减少，更多的西班牙人热衷于海外探险和海上贸易，而不是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到了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开始遭遇英国的挑战。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与英国的交战中败北后，英国控制了多弗尔海峡。海上霸权的消弭使得西班牙王室开始不能兑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银行汇票，本土在地中海的银行随之开始大量破产。西班牙银行业的衰落标志着西班牙霸权时代的结束。至16世纪末，新大陆白银逐渐枯竭，17世纪荷兰联省又分裂了西班牙本土，西班牙自此开始沦为二流国家。
（2）依附性金融
所谓“依附性金融”，是指金融的发展缺乏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要么被动地依附于产业结构，要么在政府的政策性保护下生存。这种模式往往使得金融发展形成对产业资本和政府干预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发展。曾经在这一模式下存在的典型国家是20世纪后期的日本。
20世纪70年代初，凭借电子和汽车等行业的振兴，日本取得了在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贸易优势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经济和金融优势。随着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似乎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升，不仅日元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走俏，很多日本银行也跻身全球顶级大型银行的行列。
然而，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日本的金融体制一直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依附于产业而非市场的国内金融体系，二是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导致了日本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而后者则导致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由于贸易关系最终决定了日元走势，日元不得不受制于美元的政策。
日元的升值战略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改变了其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在向东南亚大量输出生产的过程中仍然要以美元结算，这使得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基础作为支撑。事实证明，升值后的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为非常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外，便是助长了国内的投机行情。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受制于美元并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余年来萧条的罪魁祸首。
此外，日本金融的依附性还表现在对政府政策性支持的依赖上。日本的金融监管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属于典型的“僚属监管”。在“照顾弱者”的监管价值观下，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由于政府的庇护和干预，日本的银行业最终走上了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竞争模式，其结果是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并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掩盖在了暂时的经济繁荣之下。
此外，在日本，以政党、官僚体制、大型财阀和企业关系为依托的“裙带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顽固性依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金融的发展长期沦为产业资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并最终在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链条中失去了活力。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和陷入“失落的20年”，日本这个显赫一时的“金融巨人”也随之成为标准教科书中失败案例的典型。
（3）泡沫化金融
所谓“泡沫化金融”，是指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即由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而导致的失控性金融膨胀。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是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出现。纵观全球金融危机史，很多国家的衰落都与金融泡沫的崩溃相关。
回溯历史，从源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这次泡沫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泡沫经济，其结果是使得刚刚崛起不久的荷兰帝国走向衰落）到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历史上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世界大战随即爆发；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过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滑坡和社会矛盾随即接踵而至。
据统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融危机出现了明显向发展中国家聚集的趋势。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朝着越来越复杂的形态转变。在某些国家，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接踵而至，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美国经济学家Allen和Gale的一项研究中，银行危机带来的损失高达GDP的27%左右。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金融处理的核心问题直接与货币相关，这使得金融事件始终与人性问题相纠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人性的失控程度将最终决定金融的泡沫化程度。在1636年的荷兰，郁金香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宝石，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针对这种球茎类花卉接近疯狂的投机中。1719年，英国南海公司股票从129英镑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半年涨幅高达700%，一年后股价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1720年约翰·劳导演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中，人们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可一年后跌到500利弗尔。
纵观全球金融史，投机泡沫的对象范畴极为广阔，从初级产品到供不应求的进口货，以及各种国内证券、海外证券、合约、土地、铁路、房屋、办公楼、购物中心和外汇等等（表1-3）。在人类疯狂的投机史上，甚至不乏种种并不存在的虚幻对象。事实上，由于实物交易和信用交易相分离，金融创新背景下的投机对象甚至可以扩展至人类想象力可以触及的任何范围。
资料来源：Lars Tvede (2006).
然而，由过度金融化推动的投机和泡沫经济注定是难以持续的。金融源于信用，而金融泡沫的崩溃也将源于信用的透支。无论多么疯狂的投机和泡沫狂想症，最终都会以迅猛的崩溃收场。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价格的下跌总是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当大规模崩溃来临之际，受损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还有因过度负债和信用急剧收缩而伤痕累累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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